把这些设备运回来是十分浩大的工程，而那时又没有宽阔的道路，于是华之鸿又花了很多钱开始修路架桥，他花费巨资，终于建成了“永丰机器造纸厂”。而对于他建此纸厂的花费，吴永贵在《民国出版史》中说：“为了保证书局印刷用纸需要，华之鸿随后还创办了现代造纸工业——贵阳永丰抄纸厂，东渡日本购买先进造纸机器设备，累计耗银60万银圆。据史家推算，这个资金数字，大约相当于当时贵州全省财政收入的1/4贵阳画册印刷，超过同期全省田赋年收入的总数。这就意味着，华之鸿凭借他的雄厚实力和宏伟气魄，做成了政府想都不会去想、更不可能去做的文化大业。”

如此的巨额花费，可以看出华之鸿为了达到目的，完全不考虑成本和代价。但没想到的是，他的这种巨额花费并未得到好的结果，《贵州名人》上称：“纸厂于民国八年（1919）正式开工，用竹、木、稻草、构皮、废纸作原料，造出了‘超贡’、‘超光’、‘庆霖’、‘混同’等各种纸张，质量优良，别具一格。开工以后，发觉用料太多，耗费量大，究其原因，方知受了日本王子造纸机器厂之骗，以旧充新。田庆霖遂去上海，重新绘图、设计、研究改进工艺。正打算到日本追究责任，突然发病，客死上海。”

看来，该纸厂所出的品种颇为丰富，质量也很过关，而唯一的弊端就是太废原料。经过一番研究，发现他们采购的设备出了问题，因为这是以旧充新的二手设备。而后田庆霖前往上海，准备找人改造设备，同时也打算让日方索赔，但没想到他却意外生病，在上海去世了。

虽然有这样的意外，这个造纸厂还是进行了下去，因为其中有的设备并非日本所产，刘学洙在《华家银子与文通书局》一文中称：“文通书局的印刷机器设备和永丰抄纸厂的造纸机器设备，基本上均成套向国外引进。何长凤著《贵阳文通书局》一书列举详细单，算出累计购进印刷机器设备33部，其中有19部为日本、美国、丹麦、德国制造；造纸设备主件13台（部），全部由日本引进。”

前方即是藏书楼

造纸厂的红火又给华之鸿招来了麻烦，《民国出版史》上称：“曾经投资60万银圆的永丰抄纸厂，在军阀周西成的胁迫下，于1926年被迫出让，改作兵工厂。一向雄心勃发的华之鸿在悲愤交织之中，深感心劳力竭，到30年代初即开始走向衰老和避世，将家业尽托儿子华问渠。”

这样一座现代化的造纸厂却被强征为兵工厂，可见当时经商是何等之不易。后来因为政府支付不了相应的费用，几年之后，这个厂又归了华家，但此时已经大伤元气，之后文通书局又意外失火，使得华之鸿心灰意冷，《贵州版史研究》中称：“1930年春天，不幸遭到迥禄之灾，适逢周末，抢救不及，厂房焚毁十之七八，铅印活字，全部熔化。所幸印刷、装订、铸字等机器尚无多大损坏，但一时善后不及，无法开展生产，厂房也赶修不及，遂将部分设备暂迁‘大觉精舍’（后称‘华家楼’），日夜赶铸铅字，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方渐渐恢复生产。”

遭此灾难之后，华之鸿一病不起。到了1931年，华之鸿将文通书局的所有经营都交给了他的儿子华问渠，华问渠通过统计，此时的文通书局已经负债累累，其负债额达到了40万两白银。而后通过华问渠的努力经营，文通书局又渐渐地缓了过来。后来此局在重庆、昆明等地都办起了分社。在抗战阶段，有很多学者、教授都在此局出版自己的著作。而1995年9月的《贵州新闻出版》上所载“马六甲的文通书局”一文，由此可知，文通书局已经开到了国外。

从这个角度看阁楼

对于该局的最终结果，刘学洙在其文中写道：“1950年7月，华问渠荣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省工商厅副厅长等要职。但同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即决定今后出版图书杂志均由国家出版总署统筹主持，鉴于文通书局历史悠久，技术设备力量较强，准许其只能继续出版医药卫生方面的图书。随着，文通书局在国内各大城市的分局先后合并入国营出版机构或其他书店联营。1952年4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决定：贵阳文通书局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公司，走国营化之路。从此历时半个世纪的文通书局宣告终结。”

前面提到，文通书局失火之后，曾在大觉精舍内进行铸造铅字，而这大觉精舍原本乃是华之鸿所建的私家佛堂，林浩在《华之鸿与大觉精舍》一文中说：“早在1923年，华之鸿就着手在现在贵阳二中旁修建了一座大觉精舍作为自己的私家佛堂。这座佛堂占地约十五亩，呈四合院布局，中心建筑为五层佛阁，高约三十米，八角翘檐、八面开窗。大觉精舍所在的位置地势较高，站在佛阁的顶层，可以眺望当时的贵阳全城，而大觉精舍本身也成为贵阳的一处景观。大觉精舍内还有藏经阁等建筑，也是曲栏回绕，檐牙高琢，自有一份恢弘庄严的气度。”

大觉精舍

看来，大觉精舍内有华之鸿所建的藏经阁。既然是藏经阁，里面当然藏的都是佛教著作。其实，他所藏的典籍除了佛教著作，也有其他的书，只是可惜没有书目流传下来。然而范凤书先生则认为，华之鸿所藏之书并没有放在藏经阁内，而其藏书地点乃是五层佛阁前面的那排房：“华之鸿席籍丰腆而自奉俭，服饰俭于寒素。但性爱典籍，一生搜罗不倦，收藏颇富。年五十以后，国是日非，更大肆购求佛经，以精研释典自慰。尝谓佛法普济，冤亲平等。于家构大觉精舍。精舍中心建筑为五层佛阁贵阳画册印刷，高三十米，八角翘檐、八面开窗，层层上涌。阁前为庭院，有双楼环绕。一为藏书楼。新中国成立后，贵阳市图书馆曾设于此。”

对于华之鸿藏书的结局，林浩在其文中写道：“抗战期间，贵州创立广播电台，租用大觉精舍藏经楼底层及右厢房为办公室及播音室，大觉精舍所在的小街道也因此被称为电台街，而大觉精舍在民间也多被称为“华家大院”。解放后，大觉精舍曾被贵阳市文化局等单位用作办公楼。“文革”时期，大觉精舍遭到破坏，精舍内的几千册藏书也被焚毁。”

看来，华之鸿所藏之书已经化为了灰烬。然好在大觉精舍却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并且一度成为了贵州市图书馆的馆舍，可见这处住宅不但有佛缘，而实际更有书缘，来到贵阳当然要前往一探。

大觉精舍位于贵阳市电台街86号，其实就是此街的顶头位置，该街颇为狭窄，司机王先生说他要另外找停车处，于是陈琳带着我步行前往。而我在街边上看到了一排售书的摊位，我想等返回时再一看究竟。

进院第一眼

大觉精舍的入口处看上去更像贵州苗寨，只是门楣上的匾额显现出庄重之色。这里不收费，径直走入了院中。进院第一眼就看到了一座仿古的二层楼房，而此房就是范凤书先生所说的藏书楼。整个大觉精舍处在一处坡地之上，这栋楼房的下方也建起了一人多高的石基，进院后，我们先沿着右侧前行。

小有危险

而石基的下方，看到了“当心坠物”的警示牌。站在下方上望，似乎也未看到残破的痕迹。沿着台阶登上台地，眼前所见是用空中回廊连在一起的两组建筑，这结构方式让我想起了《阿房宫赋》的那句——“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然与之相连的右侧房屋门口则摆放着“游客止步”的警示牌，究竟为何却未曾了解，于是我和陈林由此转向，接着去参观后院。

两楼之间的连接

飞阁流丹

“钩心半角”

后院的中心就是那著名的藏经阁。从外观看，此阁的制式很具西南特色，与江南和北方的楼阁风格差异较大。此阁下方有石柱，从风化程度看，恐怕不仅仅是百年前之物，说不定，华之鸿是从哪里移来的古老石构件。此楼的楼体属于木结构，能够看得出，此前不久刷过油漆，但好在楼的四角上，那雕刻精美的雀替未曾涂抹新漆。“文革”中，此楼内的经书全部被烧，这些雀替却没有一并被砸，真是万幸。

看到了那著名的藏经阁

未曾涂上新漆的雀替

而今藏经阁入口处挂着的匾额却是“光华钱币博物馆”。走进阁内，仅一楼对外开放，已然布置成了现代化的展厅模样，浏览这些古币，确实有不少罕见品种，但也有一些却是用假物来替代，看来这里的布置是要讲述一部完整的中国钱币史，但有些珍罕品种得不到，比如那著名的“国宝金匮”，显然不可能出现在私藏之中。

藏经阁的一楼成为“钱币博物馆”

金属贝币和蚁鼻钱

走出钱币博物馆，其右侧还有一排老房，此房所悬挂的匾额则是“聂卫平围棋道场”。聂先生把围棋普及到了大觉精舍内，可见其影响力是何等之大，而我在20余年前也曾跟聂先生同处一室地待了几个小时，可惜当时只聊闲话，没向他多请教下围棋的问题。其实，可能说了也白说，以我的愚钝，他教给我一百招儿，恐怕我也还是个菜鸟。

聂卫平围棋道场

参观完大觉精舍，沿着电台街去寻找王先生的停车之处，在这条街边有一条装饰奇特的酒吧，因为我看到了孙悟空仍然被压在五指山下，不知其有何寓意，但我依然惦记着来时看到的那排书摊，走到近前细看，原来这是“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在旧址的门前，用一些办公桌摆成了一个长条，上面摆放着一些书籍，陈琳挤上前挑选出了一本大画册。此画册乃是介绍贵阳的历史遗迹，我瞥了一眼，感觉到此册能给我提供一些寻访的线索，于是也想买下一册，但那位工作人员却说：“你二人是同来者，两人只能给一册。”这是什么话？买书还要论人头算？

风格奇特的酒吧

孙悟空还被压在这里

陈林向此人解释我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于是这位工作人员又从下面的箱子里拿出一册递给了我，我问他多少钱，他却说：“免费！”这个结果让我略感意外。此人向我解释道：桌上的书都是免费的。而后他每样拿出一本并凑起一摞递给了我，我瞥了一眼，那些书都不是我用得着者，于是说：我只要手里的这一本。此人说：“那不行，你应当都拿走。”

前方的书摊

全部免费赠送

这样的送书方式也真是奇葩。陈林向他解释，我还要到其他地方寻访，无法带着这么多书。此人闻言，才勉强同意我只拿走想要的那一册。

这样的经历不知华之鸿看到了，将作何想？他的父亲喜欢印书来送人，只是不知华之鸿当年开办印刷厂，是否也有一些书用来送人？当然，被那些军阀们恶意拖款和敲诈的部分不算。他当年也乐善好施地做了许多的好事，以此推论起来，华之鸿也应当会印出一些书来送人，比如他当年印刷了很多佛经，何长凤在其文中提到文通书局出版过如下的佛教著作：“《金刚经注释》（鸠摩罗什译）、《博古心传》（圆洲著）、《黔南会灯录》（如纯著）、《语嵩和尚语录》（语嵩著）、《贵阳高峰了尘和尚事迹》（罗奎等著）、《佛学经律论》等。这些佛教书籍的出版，与华之鸿皈依佛教、修建大觉精舍、陈放佛经，有密切关系。”

想来，这些著作都是免费送人之用，只是不知他所印刷的非佛教类著作，是否也会用来送人？但无论怎么说，这真是贵州出版业的好传统。而这个送书活动又正在华家阁楼的门前，不知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命中注定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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