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杂志2020年第5期

“谷登堡星汉璀璨”的“印刷文明”时代的先行者不是我们熟知的“书籍”，而是一种今天几乎被人遗忘的媒介——“印刷小册子”。在1500—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早期”，这种“印刷小册子”不仅“满天飞”且为“众人所爱”，产生显著的“赋权”效应：向各个宗教改革教派赋权，向新兴的资产阶级赋权，向初具识读能力的普通民众赋权。同时，它对于整个欧洲社会进阶式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赋能”效应：政治方面奠定了一种以“出版自由”为基础支撑的政治参与传统，经济方面开启了一种以“廉价取向”为基本策略的媒介经济模式，文化方面昭示了一种以“媒介融合”为重要理念的文化繁荣通路。

按照麦克卢汉的界定，谷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人类建构了一个“谷登堡星汉璀璨”的“印刷文明”时代。但同属媒介环境学派代表性学者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却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且极其值得细思的历史细节：“在印刷术发明后的第一百年里产生的书籍文化和过去的手抄书文化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你越细察这个时期的初期机印本，印刷术带来的变化就越是不可能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1］也就是说册子印刷，所谓“谷登堡星汉璀璨”并没有立竿见影地“显性”表现出来。

那么，昭示印刷文明到来的“显性”标志是什么？是大规模的“小册子”出版。

“满天飞”的印刷小册子：欧洲近代早期的“众人所爱”

正如彼得·伯克在考察1500—1800年间“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时特意强调的那样：“小书贩们带来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书籍，而是‘小书’，即一种小册子，往往只有32页、24页甚至只有8页那么厚。早在16世纪初，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经开始印制这种小册子，到了18世纪，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能看到这种小册子。”［2］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书籍”与“小册子”绝不可等同视之。

“书籍”的含义更具严肃、正式的意蕴，一般专指有正规封面、扉页、目录、封底、明确署名，且页码足够多、内容足够丰富、装订十分工整的出版物。与中世纪古老的羊皮纸书和普通纸书相比，“印刷书”改变的只是生产技术，由手写进化为印刷，但没有改变严肃、正式的形式要求，必须讲究纸张质量、油墨等级、封面材质、字体和插图的精心设计等。刘易斯·芒福德就指出，即使是在谷登堡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印刷书”也主要被视作“艺术作品”而精心对待：“书籍到底多么珍贵和独一无二，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把书籍视为艺术作品，我们可以从前人那里代代相传下来的规定中了解到：在空白的地方不能胡乱地涂写！在书上不许留下脏兮兮的手指印！书页上不能有折角！”“一直到19世纪，他们都会请图书装饰者在印刷好的书页上再进行润色：某些艳丽的颜色、封面上的华丽的人物造型和花草与几何图形等并用的错综图饰、段落开头特殊书写的首字母……”［3］

相比而言，“小册子”不仅页码少，而且纸张质量、油墨等级、封面材质、美术设计等，也一概不大讲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4年给“小册子”下定义时，就将其限定为“篇幅较小、简单装订成册的非定期出版物”，页码“除封面以外至少5页、至多48页”，超过48页的属于“图书”［4］。当然，在实际应用中，很多小册子的页码数量并不严格局限在32页或48页范围之内，而是达到近百页甚至上百页。总之，如彼得·伯克所言，“小册子”不是“真正意义的书籍”。

作为一种文字媒介形式，“小册子”在谷登堡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前就已存在，只不过与“手写书籍”一样，同属“旧媒介”范畴。从历史语义学或词源学的视域看，“小册子”对应的英文单词为“pamphlet”，其原始词源是拉丁文的“pamphilus”，由“pam”和“phil”两部分词根组成。“pam”意为“众人、人人”，“phil”意为“爱、喜爱”，合起来即为“众人所爱”或“人人喜爱”。12世纪，一首由无名氏创作的题为“Pamphilus seu De Amore”（为人人所爱）的拉丁文情诗，篇幅仅有三五页长度，借由未装订活页的形式在整个欧洲流传一时，深受各国民众欢迎，中古英语拼读为“pamflet”，后来词形演化为“pamphlet”。在该情诗的影响下，大约到14世纪末，一切类似的未装订或简易装订的纸本册页都已习惯性地统称为“pamphlet”，其内容也不再拘泥于谈情说爱的情诗，而是扩展向政治见解、奇闻轶事等广泛题材［5］。谷登堡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小册子”和“书籍”一起，都由“手写”生产向“印刷”生产逐渐转型，从而形成两种“新媒介”——“印刷书籍”和“印刷小册子”。

显而易见，与仍然被当作“艺术作品”的“印刷书籍”相比，“印刷小册子”更容易推广普及。历史的真实情况也正是这样，一边是“第一百年”里“印刷书籍文化”迟迟未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另一边却是远不到一百年，“印刷小册子”就恰如其“众人所爱”之名，很快“蓬勃发展”起来：“印刷业以及廉价的宣传小册子早就存在，两者都是随着宗教改革有了意想不到的蓬勃发展。”［6］1517年，马丁·路德张贴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正式拉开宗教改革的序幕。在出版商朋友的帮助下，路德的《论纲》被印刷成小册子进行售卖，“短短14天内，论纲就传遍了德意志；四个星期后，几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它们耳熟能详”［7］。此时，距离1455年谷登堡用他的活字印刷术生产出第一本印本《圣经》，才仅仅过去62年。

而且，小册子的“蓬勃发展”并不仅仅局限在德国，除了前文彼得·伯克所说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家也被卷入其中。按照18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基佐的形容，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英国亦是“小册子满天飞”：“英格兰在1636年间，小册子满天飞册子印刷，它们反对宠信天主教徒，反对宫廷的一片混乱，特别是反对劳德与主教们的独裁苛政。星法院严惩这样小册子的出版已经不止一次，可是现在小册子比从前任何时代都多，都是十分激烈，传播得十分广泛，人们都急于先睹为快。无论哪个市镇都看到这种小册子，最僻远的乡村也有，大胆的走私人从荷兰运来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大发其财；在教堂里也评论这些小册子。”［8］英国当代学者乔德·雷蒙德甚至认为，应该将“小册子”作为定义英国17世纪中叶的重要参照坐标：“英国17世纪中叶的革命年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定义为小册子或在公开辩论中广泛使用小册子的时代。”［9］

小册子赋权：欧洲近代早期的权力结构重建

按照媒介环境学派的基本观点，媒介构成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制度性、结构性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不仅以“媒介化”的方式生存，同时也以“媒介化”的方式得以“赋权”（empowerment）。任何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意味着“赋权与重新赋权”［10］。对于近代早期的欧洲而言，“印刷小册子”这种为“众人所爱”的新媒介，有着显著的“赋权”效应，集中表现为：向各个宗教改革教派赋权，向新兴的资产阶级赋权，向初具识读能力的普通民众赋权。

开始于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欧洲近代早期社会一次意义深远的权力结构调整。它一方面促成了罗马天主教所主导的政教体系的瓦解，另一方面奠定了“新教”基础——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圣公会三大“新教”教派相继涌现，最终使得整个基督教的权力架构呈现出由“旧教”（天主教）向“新教”的“赋权”转向。在此期间，除了口头方式的公开辩论，宗教改革家们最主要的媒介工具就是印刷小册子。中世纪，羊皮纸书和手抄书的生产权和享用权基本被罗马教廷垄断，谷登堡印刷术发明后不久，印刷书籍如前文所言依旧以“艺术作品”的形式被教会、上层贵族等精英阶层把控，教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很难撼动。印刷小册子的普及，为马丁·路德、乌尔里希·茨温利、约翰·加尔文、门诺·西门斯等宗教改革家提供了广阔的发言渠道。据统计，1523年一年间，德国所出版的全部大约498种印刷小册子中，马丁·路德的就占据180种［11］。而“在1530年以后，古典作品的出版几已停顿；书籍的出版已经很少；它们被大量出版的争论性质的小册子取代”［12］。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印刷小册子的充分“赋权”，宗教改革很可能就不会取得成功，或者至少效果大打折扣。

欧洲近代早期社会另外一个极其显著的“赋权”转向就是从“封建王权”向“天赋人权”的权利观念调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由萌芽变得逐渐茁壮，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两次思想文化革命，最终使“君权神授”的王权专政观念体系遭到消解，“三权分立”“生而自由”“民主”“平等”等资本主义权利观念体系得以确立。在此过程中，正是由于印刷小册子的普及，晚期文艺复兴攀上“小册子大战”的高峰：“人文主义的后期发展阶段见证了许多医师、史学家和法学家的贡献，他们与学者型印刷商合作，成为人文学科的倡导者。每一个研究生院都增设了新的系科，并激起了生龙活虎的小册子大战。” ［13］而在启蒙运动期间，虽然也有狄德罗编撰的《百科全书》这种大部头印刷书籍的流行，但数量更多的还是形式灵活、售价低廉的各种印刷小册子。伏尔泰作为启蒙运动当仁不让的重要领袖之一，就把小册子作为他最主要的斗争工具：“20卷沉甸甸的鸿篇巨制永远不会促发革命，促发革命的是定价30个苏的薄薄的小册子。”［14］显然，在新兴资产阶级的各种权利观念得以确立的背后，印刷小册子起着举足轻重的“赋权”作用。

上述两种情况之外，印刷小册子作为当时“众人所爱”的“新媒介”，也在潜移默化地对具备基本识读能力的普通民众予以“赋权”——更充分的印刷媒介近用权。谷登堡活字印刷术发明后不久的欧洲，一则作为“艺术作品”的真正“书籍”价格昂贵、深奥难懂，二则各国普通识字率不高——“在印刷术发展的欧洲诸国里，早年的总人口绝对不到1亿，其中识字者仅占少数”［15］。所以，如彼得·伯克所发现，对于“识字不多”或“阅读起来比较缓慢和吃力”的普通民众而言，即使有强烈的阅读欲望，也要面对能否买得起和“能否读懂”的问题，而印刷小册子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它们的语言通常都是非常浅显的，词汇量比较少，句法结构也很简单”［16］。显然，对于欧洲近代早期经济条件不够良好、但又有一定识读能力而渴望接近使用文字媒介的普通民众而言，印刷小册子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赋权”。

“赋权”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逐渐流行起来的“多层次、宽泛的概念体系”，着重强调的就是主要向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或能力丧失者”赋权［17］。欧洲近代早期的印刷小册子向各个宗教改革教派赋权，向新兴的资产阶级赋权，向初具识读能力的普通民众赋权，典型地诠释了“赋权”概念的旨归。

小册子赋能：欧洲近代早期的社会发展进阶

英文“empowerment”除了可以理解为“授权”“赋权”之外，亦有“增能”“赋能”之意。作为欧洲近代早期为“众人所爱”的“新媒介”，印刷小册子对于整个欧洲社会的进阶式发展，亦起着不可替代的“赋能”效应，具体表现为：政治方面，奠定了一种以“出版自由”为基础支撑的政治参与传统；经济方面，开启了一种以“廉价取向”为基本策略的媒介经济模式；文化方面，预示了一种以“媒介融合”为重要理念的文化繁荣通路。

首先看印刷小册子的政治赋能。就西方近代早期的历史而言，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到尼德兰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等政治革命浪潮，新兴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逐步开始建立符合其阶级利益和价值观取向的意识形态体系与政治制度体系，虽然有时不乏依助“铁与血”式武装斗争的赋能，但贯穿始终的常规赋能，还是当属以印刷小册子为主力的“新媒介”赋能。一方面，印刷小册子作为“众人所爱”的“新媒介”，为新兴资产阶级开展宣传、组织群众、发动斗争提供了“舆论武器”；另一方面，印刷小册子作为“环境性”诱因，直接刺激了“出版自由”观念的萌生，从而使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具备了坚实的“思想正义”。作为“出版自由”概念的提出者，如前文所论，约翰·弥尔顿身处一个“广泛使用小册子的时代”，不仅自身就是狂热的“小册子写手”（pamphleteer）［18］，而且也清醒知道小册子的价值，他所谓的“出版自由”，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印刷小册子”的出版自由：“弥尔顿思考的出版自由（freedom of press）之press，最初指的是通过印刷方式成形的小册子与书籍。”［19］

其次看印刷小册子的经济赋能。就概念史的角度而言，“媒介经济”属于现代“媒介经济学”或“传媒经济学”的产物［20］；作为社会经济构成中的“特殊”一环，却属于“古已有之”的客观实存。之所以称其“古已有之”，是因为制书、售书、租书、佣书等媒介经济行为在古代东西方文明中十分普遍；之所以称其“特殊”，则在于其他经济构成只是主要关乎物质财富的分配，而“媒介经济”不仅关乎物质财富的分配，更关乎知识财富的分配。帕尔默乔·科尔顿和劳埃德·克莱默指出，在近代早期及以前，欧洲的“精英文化在一些家庭和社会圈内部以口头的方式流行，但大部分是靠书籍传播的。而大众文化虽然也表现在廉价历书、小册子、木刻画和木版画上，但口述占着主导地位”［21］。究其缘由，很大程度上在于包括“印刷书”在内的各种真正“书籍”只有少数特权阶层和富人阶层才能消费得起；而印刷小册子则因为极低的生产成本和低廉的销售价格，使得并不十分富裕的普通民众也有了充足的消费能力。换句话说，作为“艺术作品”的“书籍”规定的是一种“权贵媒介经济”，而作为“众人所爱”的“小册子”规定的则是一种“平民媒介经济”。相对于工业革命后真正意义的“廉价报纸”才真正崛起而言，“印刷小册子”显然更能称得上是这一媒介经济模式的奠基者、开拓者。

最后看印刷小册子的文化赋能。总体上而言，学界目前基本上是把“媒介融合”视作“新事物”和“新词”来界定和分析的［22］。但如果参照媒介进化的“补偿性理论”，人类其实一直在不断尝试进行“媒介融合”——在旧媒介的基础上，弥补其短处，借鉴其长处，从而“融会贯通”地再创造一种新媒介。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印刷小册子之所以成为“众人所爱”，不仅仅因为它价格低廉，更因为它“博采众长”：第一，可以通过诉诸文字的形式，将口头文化转化为文字文化，使其精准记录、长久保存；第二，可以通过诉诸印刷的形式，将手写文化升级为印刷文化，使其生产更快、传播更广；第三，可以通过简写本或缩写本的形式，使大部头书籍的思想性内容在大众中传播；第四，可以通过合集或辑录的方式，将传单、报纸的零碎性内容集中化传播。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生成十分简单、页码非常灵活的媒介形式，印刷小册子能够将大部头书籍、散发传单、定期报纸等多种媒介的优点“融合贯通”于自身。彼得·伯克认为，欧洲近代早期在“高雅文化”和“口述文化”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形式——“小歌谣集的文化”。其主要媒介载体就是印刷小册子，既可以以“简化的形式展现阿里奥斯托的诗歌”，或“以删简本的形式提供洛普·德·维加和卡尔德隆的戏剧”，也可以以“每本只有24页”的“简缩本”的形式传播《鲁滨孙漂流记》等大部头小说［23］。印刷小册子及其所导致的文化繁荣，可以称得上是“媒介融合”的一次预演。

从政治赋能，到经济赋能，再到文化赋能，相对于“印刷书籍”而言，“印刷小册子”再次体现出它更加适应时代要求、更具环境性建构作用的超强优势。

结语

综上所述，不仅在谷登堡“印刷术发明后的第一百年里”，甚至在“第三百多年”里，亦即1455—1800年的几个世纪里，哪种媒介形式通过广泛的“赋权”“赋能”，从而“显性”昭示了“星汉璀璨”的“印刷文明”的真正到来，也就一目了然——不是仍然以“艺术作品”的身份主要被精英阶层享用的“印刷书籍”，而是作为“众人所爱”的“满天飞”的“印刷小册子”。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认为：“许多创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会被广泛接受，这个过程往往持续多年。” ［24］“印刷书籍”和“印刷小册子”之间差距明显的社会效果说明，媒介作为人的延伸，是否足够“创新”首先由技术决定，但是否可以快速“扩散”却还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媒介的具体形式就是其中之一。

谷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当然属于划时代意义的技术革命，但形式上的种种束缚，至少在“第一百年里”大大消解了这种技术革命对于人类社会向“印刷文明”快速迈进的助推作用。麦克卢汉发现了谷登堡活字印刷术的技术“创新”，但没有发现这种技术“创新”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快速“扩散”。爱森斯坦发现了印刷文化在最初阶段的缓慢“扩散”，但没有发现形式层面的种种束缚是造成这种缓慢“扩散”的重要原因。媒介不仅仅是信息得以传播的渠道，本质上更是“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建构者”［25］。印刷书在技术维度上是“新媒介”，但是在形式维度上是“旧媒介”，其所主要建构的是一种少数精英阶层得以“赋权”和“赋能”的社会关系。印刷小册子不仅在技术维度上是“新媒介”，在形式维度上也是“融媒介”，其所主要建构的则是一种普通民众也能得以“赋权”和“赋能”的社会关系。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印刷书籍”和“印刷小册子”二者之间在技术维度上并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在形式维度上存在“毫厘”之差。但恰恰因为这一点，使得一个在“第一百年里”并不能使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另一个却作为“众人所爱”成为“印刷文明”显性到来的真正象征。

注释：略。

作者：王圆方，喀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张唐彪，喀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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